未来是另一个故事的开始

文史        2019-06-29   来源:笔上有魂

冬天的日子是难熬的,有些生命熬不过寒冬,过早的萎谢了。2018年岁末同济大学医学院一位研究生坠楼,疑因受到来自导师的“压迫”;差不多类似的原因,还有浙江大学的一化工博士在发了最后一个朋友圈之后投身钱塘江;再往前,还有武汉理工大学的陶博士,西安交大的杨博士等,皆因不堪学业和导师压力自杀。这样的消息真是层出不穷,有研究报道称研究生这个群体患抑郁症的概率是其他群体的四倍,寒门学子的概率更高。

眼下的高校形如一台高速运转的涡轮发动机,通过将进入的气流在压缩机内压缩成高密度、高压、低速的气流来增加发动机的效率。大学的运作正是如此,通过各式各样的KPI考核,意图在竞争的赛道上争先进位,实现弯道超车或变道超车。比如:在学科评估中能够进入A行列,能够有更多的学科进入ESI行列,能够有更多论文在Nature上发表,能够获得更高的Impact Factor,更多学科能够进入QS、THE的行列,目标就像是比赛用的移动靶,总是在日日更新,逻辑只有一个,就是更多的论文、更多的研究项目,以及下一个目标、下一个位置,永无止境。而在这个加速过程中,勇往直前、冲锋陷阵的不是机器,而是师生们的血肉之躯,研究生群体更是其中冲在最前端的群体,特别是博士生,科研压力大,论文要求高,导师指标多,父母期望高。今日的大学使得师生关系更像是一种知识的“雇佣关系”。学生研究需要导师提供项目和经费,而导师则需要学生参与课题,完成项目,在这种“雇佣关系”中导师的话语权几乎是无限的,从经费的发放到培养计划的制订,毕业论文选题的确定,乃至发表文章,工作实习,没有导师的同意和签字,学生就无法进行开题和答辩;愈是比较冷门的专业,学生对导师个人乃至学术研究路径的依赖就愈明显;愈是相对“寒门”的学生,挣脱导师发展自我的力量就愈薄弱。遇到这样的师生关系,学生只有2个选择,要么换导师,要么扛下去。谁都知道,在国内高校想要换导师,几乎可以视作不可完成的任务。

这么说,并不意味妖魔化导师,事实上导师也是从研究生过来的,他们也曾是博士生,历经助教、讲师、副教授到教授,每一次职称评定都是对其规训和体制化的塑造,最终成为大学体制化的一员。就像《肖申克的救赎》中的那个老图书馆馆员,即使离开了监狱,也无法真正自由。导师们亦如此,他们难免会自然而然的,用自己最习惯被对待的方式来对待学生。“人”一旦被视为“人力资源”,其实就已经不再存在尊重和平等了,对于“资源”,首选考虑的难道不是“管理”和“效率”?!无论是大学的行政官僚对待教师,还是导师对待学生,一旦“位高者”将“位低者”视为“资源”,而不是一个有着自由意志的“人”,那么就很难再像尊重一个平等的“人”那样对待了。如果一个大学是以人力资源管理的逻辑来运行的,那么在这个校园中其实也就很难找到“人”的身影了。然而吊诡之处恰恰在于,大学异于其他组织机构的使命是知识传承和创造,而真正的知识创造却必然来自对于常规的突破,对于边界的探索和逾越,因此想要有真正的知识创造,就得允许宽松自由的空气存在。这个证明题,实在是并不难做的。

回到前面的话题,面临导师的不公,学生们除了选择隐忍,还有其他途径吗?他们可能会在同学中小声抱怨,也可能在网络空间中吐槽,但很少采用正面交流或对抗的方式,隐忍成为他们最多选择的方式。隐忍似乎是常态,确实,隐忍其实就是学生们的生活常态,从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本科直至研究生,他们所熟悉和习惯的方式无非是遵守和服从,刷题、考试、成绩排序其实也是一种KPI考核;在漫长的学习生涯中,他们一直被这么训导,无论是老师、家长,还是学生自己,都接受和服从这一逻辑,从幼儿园小朋友眼里的小红花一路升级为博士生念念在兹的SCI,SSCI,ESI。“圈养”正是这一逻辑的现实体现。

单就学业的压力而言,恐怕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从小学到研究生,每个博士其实都是身经百战的人;链条的断裂,原因不会仅仅来自于学习的压力。对于博士这个年龄段的学生来说,特别是寒门子第,承受的不仅有来自父母的期望(父母其实已经不能清晰的了解孩子在做什么了,他们只是概念化的认为孩子是有出息的,或者正在成为有出息的),也有来自导师的无形压力(尽管绝大多数导师自己也是被压力驱使的一群,只不过在师生关系中他们又扮演了驱使者的角色),更多的是自己对现实的绝望与不安,已届而立之年,身无长物。事实上,博士生们是真正孤立的一群,他们被举得颇高,但在经济上无所附丽,在情感上孤立无援,在研究上处于探索的困境,随着时间的流失,无力感、失败感、幻灭感以及虚无感混合在一起,变成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但是,为什么寒门的博士更容易出现悲剧,或许在于他们是更为孤立的存在,他们能够汲取的力量来源更为有限,能够汲取到的资源也更微弱。他们既处在大学的边缘,同时也处在他出身的寒门的边缘,他们既不可能从父母那里获得经济上的援手,也不太可能从父母和兄弟那里得到所需要的精神上的支撑,他们与他们走出来的乡村城镇已经断了联系,但是与大学及其城市的关联却并不牢固,是十分脆弱而有限的,甚至同学、爱人之间所建立的情谊也是不堪一击的单薄。一旦遭遇困境,几乎就是单兵掘进,孤军奋战,随着螺丝在拧紧,断裂的可能性不可避免增大。 

有没有改变的力量呢?或者说,可以从何处汲取改变的力量呢?20年前彼得·威尔执导了电影《楚门的世界》,温习了一下,发现还真是充满隐喻且具前瞻性。

金·凯瑞主演的楚门是一座名叫桃源岛的小城里的保险经纪人,从小到大一直生活在这座岛上(实际上是一座巨大的摄影棚),过着看上去与常人一样的生活(实际上是一场超时长的真人秀)。楚门小时候也有到外面的世界闯一闯的念头,但身边的人阻止了他,导演甚至安排了一场楚门和父亲一同出海,父亲遇难的戏,结果楚门从此怕水。那么,改变是怎么发生的呢?他遇到了一个穿红衣服的年轻女子,这个女子带给他真实的来自外面世界的信息,并且,楚门从心里爱上了她。这是多么重要的2个必要条件!从这一刻起,楚门开始用怀疑的目光去打量他所生活的世界,包括他的妻子、朋友,工作,当他发现所有的一切都是虚假的,只有他是真实的,发自内心的恐惧油然而生。他该怎么办?影片中的他,没有因幻灭而自杀,而是决定不计代价逃离桃源岛,去寻找真正属于自己的生活和真正爱他的人。因为他有一个希望(外面的未来世界),一个想要追求的理想(红衣姑娘),他开着船往海平面驶去,为了阻止他出去,导演增设了大风暴,楚门差点被淹死。但这些并不能阻止楚门,当他抵达海平面时,发现了蓝色的天空是一堵墙。他慢慢沿着墙向前走,发现了楼梯,他小心翼翼的登上楼梯,终于发现出口。

此刻,这场真人秀的导演出现了,他这么说的:“外面的世界跟我给你的世界一样的虚假,有一样的谎言,一样的欺诈。但在我的世界你什么也不用怕,我比你更清楚你自己。”“我看了你的一生,你出生时我在看你;你学走路时,我在看你;你入学,我在看你;还有你掉第一颗牙齿那一幕。你不能离开,楚门你属于这里。……” 三十年的时间,这场真人秀的导演或许就像一位不愿意让孩子离开自己的父亲。可是一个人又怎么能完全操纵另一个人的人生?永远囚禁在观众的视线里,永远搞不清自己究竟是谁!

楚门站在出口,说出了那句著名的台词:Good morning, and in case I don't see you, good afternoon, good evening,and good night! 鞠躬,然后推开出口的门走出去了。


太多的人,当面对的假象也可以带来安全感的时候,假象和真实之间的区别又有什么重要呢?就像电影中的楚门,一生的剧本都是设定的,上什么学校,结交什么样的朋友,找一份什么样的工作,找一个什么样的人生伴侣,都是设定的,即使修改,修改的权限似乎也不是自己,一切都被规划好了。楚门的世界何尝不是现实中的真实世界,现实世界中又有多大的差别?岂止是个人,大学也如此。随着建设“双一流”的提出,加强学科布局的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已经成为几乎所有高校的规定动作,而这种自上而下的规划,又层层叠叠的下放到每一个学科,每一导师,每一个博士生。校园中的每一个人都是某一个棋盘上的棋子,步步为营。How is it going to end?

是选择继续待在桃源岛,还是去往未知的世界?至少还有这种可能,那就是向未来走去。不必陷在老故事中,不必囿于既有的框架和大学的宫殿,更不必拘泥于ESI、SCI、ImpactFactor等等数据,对于知识的创新而言,学术研究的终极指向从来不是这些,而是为了寻求真理,探索未知。生活也一样,至少可以像楚门在那面虚假的蓝色天际线上找到那扇通往真实世界的门,去寻求另一种可能,选择一种没有剧本、没有提示卡,未必是杰作,但如假包换的真实的“人”的一生。(Noscripts; no cue cards. It isn't always Shakespeare, but it's genuine. It's a life.)未来会是另一个故事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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