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女人差点害中国爆发一场大战,为什么中国要禁止外国女人入境?

文史        2019-09-09   来源:笔上有魂

中国古代历朝封建帝王,他们把自己统治的国家看作是至高无上的天朝大国,视汉族人民为天朝子民,是唯一高等的文明发达的民族。所以,他们将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以及,外来民族等都视作“未开化的野蛮不文明民族”。

并且,当时的中国还称这些民族的人为“番”或“夷”,就是“未开化”之意。“番人”和“夷人”建立的国家则被统称为“番国”,“番邦”。可以说,“番邦”是对汉族建立的封建王国以外的一切国家的统称,这明显带有贬低的意思。

可见,我们古代的中国人有多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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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来到1830年,那时候的广东并不平静,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就可能引发一场轰动国内外的外交风波,甚至,挑起了战火也是有可能的。在当时的广东,就发生了一件看似很平常的小事,这件事情差点就将原本在十年之后发生的鸦片战争提前了,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

说起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想必大家都会想起十九世纪欧洲列强们的殖民产业。东印度公司就是英国驻外殖民产业中,较有代表性的一个。而东印度公司的高层领导被国人称作“大班”,我们今天要讲的历史事件,就是由一个“大班”引起的。

1830年的10月4日,广州大班师偕与几个金发碧眼的洋女人乘船回到广州。一行人坐着绿色的小轿,一路招摇过市,来到商馆下榻。此后的几日里,在师偕夫人的带领下,一群穿着洋装的英国女人坐着轿子出游,寻访广州的风景名胜。

谁都没想到,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这群女人会被推到外交风波的风口浪尖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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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朝廷将外国称作“番邦”,而外国女人也就理所应当的成了“番妇”。几个番妇在广州省城招摇过市,几天内就弄得人尽皆知,引来朝廷的注意。按照当时的规定:外国商人禁止携带家眷进入广州,并且,不能私自乘坐轿子,这都是朝廷明令禁止的。

之后,朝廷为了处理此事,专门派遣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宾亲自查访,将外商遣散回澳门,禁止在广州逗留,同时,再次重申“外国人禁止乘坐轿子”。

自此,一场轰轰烈烈的外交活动揭开了帷幕。

一封由朝廷签发的公文被送到师偕手中,这个外国人在看到了中国的驱逐令后,并未理会这封来自中国朝廷的公文。此时,英国商人雅各则写了一封禀贴,经商行通事翻译后转交到衙门,表示,外国商人在广州的商官之中,倘若,不让他们携带家眷,那么,这未免有些不人道。这封禀帖被送到李鸿宾的手中,面对外国人的抗议,李鸿宾也没当回事。

但是,当事人师偕与李鸿宾的态度冷淡,却间接导致事态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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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宾向外国商馆提出通告:“三天之内,师偕必须将女眷送回澳门,否则,衙门将派官兵强制执行,将师偕等人驱逐出境。”

面对李鸿宾的通报,英方选择与之针锋相对。第二天,英国派出一百多名水军,全副武装,携带轻武器驻扎在商馆附近的码头上,保护师偕一行。事态陷入胶着,广州衙门的官兵与英国水军相互对峙,“番妇”问题导致两国关系十分紧张,甚至,有兵戎相见的趋势。

实际上,中英双方都不想任由事态恶化,毕竟,两国都不想承担战争的后果。

省城的官员害怕战争一触即发,自身成为掀起战争的罪魁祸首,于是,自作主张派其他洋行的商人上下打点,希望化解尴尬的局面。最终,英国人选择了让步,他们先是向中国朝廷报告了水军登陆只是为了保护外国人的安全,倘若,中方能保证商馆的安全,水军自然会撤离码头。

在得到李鸿宾的准确答复后,英国水军离开商馆,回到军舰上去了。

虽然,英国水军离开码头,但是,师偕的夫人仍以“舟车劳顿身体有恙”为借口,并未立即离开广州,在广州逗留了许久后才回到澳门。

这场外交事件暂时告一段落,却为后来的中英关系埋下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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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到这,我们先来说一段题外话,当时的外国商人为什么只能在广州进行贸易呢?而禁止“番妇”入境又是为什么呢?

其实,早在乾隆年间,英国东印度公司为了开拓东方市场,向清朝派出一名“中国通”,在浙江的沿海城市投石问路。这个英国人曾在广州经商,精通汉语,对大清市场的物价也有一定了解。这个英国人的中文名叫洪任辉,他与东印度公司的大班汉森一起乘船来到宁波。

宁波是康熙开放的通商口岸,因为,港口附近的海滩水浅,且风浪较多,当地的商人资本薄弱,英国商人很少来此地进行贸易。这次,英国人的商船再次驶入宁波,触动了乾隆敏感的神经,他觉得:“英国人此番北上,极有可能对浙江海防不利。”

当然,乾隆不会在外交场上表现得太过直接,这位皇帝采用了更为圆滑的方式:“不禁止外国人进入浙江,但是,却提高浙江地区的海关税,让外国商人无法从中牟利。”但是,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涨了几倍的关税,根本没有吓跑北上的英国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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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一段时间,乾隆了解到英国商人宁愿承担高额关税,也要来到浙江进行贸易。英商的做法使乾隆愈发怀疑英国人的目的:“要不是英国人想做坏事,为何会做这种赔本生意?”为了查明真相,乾隆把熟悉广东外贸的封疆大吏杨应琚派遣到浙江进行调查。

杨应琚来到浙江后实地考察了浙江沿海地形、海防,以及英国人的商船、海军,并向朝廷回复了两份调查报告。在这两份调查报告中,杨应琚表示:浙江的形势非常严重,不同于广州有虎门之险可守,浙江海域平缓辽阔,无险可守,外国人的船队可以毫不费力地开进浙江腹地。

此外,外国舰船全副武装,搭载武器装备颇为先进,这些船只停泊在浙江港口,对于清朝水军无疑产生了极大的威胁。乾隆深感认同,当即朱笔一挥,命:杨应琚遣散逗留在浙江的外国商船,并将对外通商口岸定为广东,从此,外国商船禁止驶入浙江。

紧接着,英国人的商船被驱逐出浙江,朝廷在沿海地区布置了大量官兵。不知英国人是“做贼心虚”还是碍于浙江海防加强,最终,英国船队老老实实地回到广州。然而,此事并未了结,1759年一艘三桅小商船“成功号”开进了天津大沽海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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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艘商船仍是东印度公司的,英国人派洪任辉作为代表从天津登陆,北上京城,来到天子面前告了御状:“广州海关腐败,对英国商人敲诈勒索,此外广州洋行还垄断贸易,请求乾隆皇帝开放海禁,使中英双方能够进行自由贸易。”

一个黄头发蓝眼珠的番人竟敢跑到天子脚下告广州海关的状,这让乾隆感到前所未有的屈辱,乾隆立即召见全部军机大臣。首先,将冒然进京的洋人定罪,随后,派京官将洪任辉从陆上押送回广州,并且,命令福州将军新柱、两广总督李侍尧共同审理此案。

这场案件的原告是以洪任辉为首的外国商会,而被告则是广州海关总督李永标。这场审理的结果是:双方各打五十大板,李永标敲诈勒索罪名成立,被撤职抄家,发配边疆。而外国人洪任辉则以“串通内地奸民,违例别通海口”的罪名被遣送回澳门监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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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洪任辉这一“前车之鉴”,朝廷将外商作为“重点关注对象”。

亲身审理洪任辉案的李侍尧则认为:“想要防范这些番邦,必须用更多的规章限制洋人。”于是,李侍尧拟定了一份针对洋人的规章制度,并且,得到了乾隆的批准。这份规章中,前几条均是对洋人们在中国的行动限制与私生活内容限制。

广州开埠之初,洋枪、洋炮与洋妇均被视作“违禁品”禁止入境。当时,携家带口的外国商人只能将女眷留在商船上。1746年,两广总督修改了规章:“允许外国商人的家眷住在澳门,但是,要遵守查禁制度。”由此,便构成了我们前文说起的“番妇上街”事件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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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清廷缘何一定要把外国女性拒之门外呢?四个字:“夷夏大防”!

中国人一向看不起外国人,往往用“夷”、“番”、“蛮”等字眼来称呼,而外国女性袒胸露臂的服饰以及其他很多生活习惯等,都被视为“有伤风化”。而且,如果允许她们进入广州长期居住,势必扩大华夷接触范围,难免引发所谓“不轨”行为。

这说到底,还是所谓的“天朝思维”在作祟。

但是,有了案子就必须有个了结,“番妇上街”事件总得有人站出来承担责任。外国人师偕回到了澳门,他的夫人也离开了广州,那么,谁来“背锅”呢?朝廷开始追查跟师偕有关系的中国人,于是,当年送师偕一顶轿子的谢五就成了替罪羊。

不久之后,谢五抓捕归案,被扣上“交结夷商”的帽子,成了“番妇上街”的罪魁祸首。经过广州地方官员的合议,最终,判决谢五发配边疆充当劳役,以儆效尤。等到李鸿宾等人将判决结果送上朝廷后,朝廷批准了,但是,倒霉的谢五却早就死在了大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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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李鸿宾等广州官员联合拟定了八条针对洋人的新规章。除了原本的条例外,还额外重申了禁止“番妇”住在商馆、外国商人禁止乘坐轿子以及禁止外商偷运军火等三条。新条例被道光批准后,重新颁布,但是,英国人早就摸清了中国朝廷的态度以及地方官们的底线。

三年后,英国政府取消了东印度公司在中国的外贸垄断权,并且,在中国设立了驻华商务监督。原本,东印度公司的“大班”改为“夷官”,实际上,这只是为了针对中国外贸条例进行的改革罢了,从本质上来讲,是换汤不换药。

此后,中英双方一度发生矛盾,最终,矛盾激化导致鸦片战争的爆发,当年,发生的“番妇上街”案件,也成了英国人煽动反华情绪的话柄。那段满清羞于提及的战争结束后,英国人在谈判时,明确要求“外商可以带家眷住在通商口岸中”,这些内容被收录在《南京条约》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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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4年中美签订《望厦条约》后,女传教士更是被允许到内地传教。随后,越来越多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来华的外国女性数量更是迅速增加。自此,中国沿海城市的大街上,经常能看到“番妇”上街,招摇过市,好不热闹。

不过,清人对她们的印象并没有发生什么本质变化,只是无法阻止而已。

参考资料:

【《晚清“番妇来华”事件》、《大清朝的“夷夏大防”》、《南京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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